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仅靠技术是不行的。
有时候安全很重要，有时候发展很重要。努力把海南建设成为有世界影响力和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使其在区域发展合作中发挥战略枢纽作用。
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进程，强化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制度安排，打造服务贸易开放新高地。安全是前提，没有安全保障就难以形成良好的发展环境。迈向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13方面的重大任务。这就需要牢牢把握基本国情，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基本经验和规律，深入研究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前进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成功把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重大转折，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不仅推动了自身的较快发展，而且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抓住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负面而言，贪婪可能与对政治和法律和道德的僭越相联系，也与寻租、垄断、投机、欺诈以及冷酷无情的竞争和对社会公平的消极和漠视等联系在一起。
除了上述轰动性事件外，监管部门还对网络音乐、游戏等领域的垄断和不当竞争，以及大量未申报的并购案频频地秋后算账，可谓罚单满天飞[2]。另外，作为互联网领域一个图腾式人物，一个具有极强个人魅力的人物，同时也作为中国名片为全球所知的马云，几乎已经完全从大众媒体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通过对大洋两岸自然实验的观察，人们也许会对两种不同的反垄断机制的优劣得失给出更恰当的评价，从而更好地取长补短。政企合谋可能以更快的增长和公共利益为导向，但也可能导向另一种结果，即蜕变成一种设租——寻租模式，或者是官商勾结模式：官员与企业家通过合谋的方式掠夺公共资源，比如套取财政补贴、偷逃税、低价出让土地、公共工程承包中的作弊行为等，或者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例如官员对企业的排污和破坏生态、多事故和不安全的生产方式，甚至是豆腐渣工程和假冒伪劣产品予以庇护等。
在经济学家眼中，一种理想的政企关系模型是有限政府（或小政府）与竞争性市场的结合。但本篇关注的是一种更具影响力的因素，即因政企关系陷入任性与贪婪之争所带来的长期困境。
从资本市场看，估值高达2000亿美元的蚂蚁科技自取消上市以来，至今未能实现再次上市。如果从正面的、创新的角度来看，马云和阿里爸爸可能是新世纪以来，一个把新技术、新服务、新商业模式和制度创新完美组合在一起，并具有创造性毁灭特征的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和企业家。这让人难免联想到东亚发展型模式与拉美模式的差别和比较[1]参见李红升：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基于科技金融整治和平台反垄断风暴的观察，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244.html。
当然，改良的理想模式也与现实相去甚远。第三种解释则可能源自当下的宏观经济背景：一方面国际国内环境和大流行等因素，使得经济增长和就业面临四十年以来最大的挑战。当然，也包括克鲁格曼的著名预言：依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高投入，而非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并必然引发经济危机[5]。无所顾忌的收购兼并，正在蜕变成赤裸裸的垄断。
单边权力也可能导致非深思熟虑的干预，例如最近两年基于市场规模、排他性协议和差别化定价等理由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并没有建立在强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平台经济特性、以及程序合理性的基础上[8]。这一交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市场和资本的敌对，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以及相当规模的公众支持为基础的。
马云和阿里巴巴为何陷入困境（二）：基于监管自主性的视角， 學人Scholar，2021年5月7日。●公共资源的竞争性机制。
平台监管是最近的一个例子。[5] 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证明了克鲁格曼之前的预言。[7] 对拉美民粹主义危害的批评参见刘鹤：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比较》第20辑，中信出版社，2005年9月。第二种解释是，整治行动已经收到预期效果，可以鸣金收兵了。这使得监管机构能够压制企业等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避免监管者被俘获，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别企业的特殊利益。04任性与贪婪之争的困境 权力和资本都具有极其复杂和多维的特性，但如果加以简化并就其内在的本质属性贴上单一标签，那么可以说权力的本质就是任性，资本的本质就是贪婪。
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投资者的显见的损失，也意味着哪个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阿里巴巴已不复存在了。任性权力这把双刃剑和贪婪资本的两面性之争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
同时，因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在产权和治理结构等方面截然不同，与政府的关系也有本质区别，因而这里关注的企业主要是私人或民营企业。除了基于阶级意识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这一立场的批判外，另一个有力的批判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从而阻碍经济发展。
如果二者不能自我设限或没有来自外部的约束，政企关系就会变成任性与贪婪二者之间的博弈，并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不确定的、难以预料的冲突中，也将使二者关系陷入困境中。在这一模式中，拥有大量资源和巨大监管权限的地方政府和官员会基于政绩的考量，与基于自身收益的企业和企业家进行合作，以推动地方投资和经济的更快增长。
但是，单边权力也可能导致任性的冲动，从而导致监管者过度干预本应由市场和平台自我治理的活动，例如对平台至关重要的交易撮合、定价机制（如平台和商家、骑手的收入分成比例、差别化定价）以及相联系的算法的直接干预。2022年5月，因数据安全等问题，滴滴平台从纳斯达克退市，并在7月被处以80.26亿亿元的罚款。当然，国内日益增长的对市场和资本的批判或敌对情绪与民粹主义无关，因为中国既没有民粹主义的历史，在当下也没有民粹主义可以产生的土壤。将商业零售业的行政监管转变为平台内部的自我监管，实际上是对监管者广泛的管辖权，如经营者身份登记和执照发放，产品和服务质量控制，税收征缴，知识产权和消费者保护等权力的僭越。
2021年10月，美团同样因二选一问题被处以34.42亿元的罚款。其次，官员不仅受公共利益驱动，而且也受到认知和观念，以及个人利益（晋升、收入和声望等）的多重驱动，后者会使他们的行为偏离甚至背离公共利益。
其中温铁军关于全民所有制的主张被认为暗含着对市场和私人资本的全盘否定。权力的上述特点会压制市场竞争和市场作用的发挥，也会平台的创新和扩张。
在整治行动期间，阿里巴巴商业帝国可谓受到了重创。官员如同守夜人一样，虽消极但却尽职，而企业家则像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揭示的那样，虽然追逐一己之私利，但却出乎预料地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在平台的早期阶段，监管者之所以更趋向自由放任和平台的自我治理，不仅源于平台的影响力很小，使得监管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传统经济活动，而且也源于监管者无法理解、更无法掌控和应对平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快速变化。[6]温铁军教授关于人民经济的一个视频突然在网上爆红，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和反对者犹如两军对垒，是近些年难得一见的思想交锋。资本的贪婪也具有两面性，而非全然是负面的。政企合谋模式的核心是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基于互惠和人格化关系（或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互动和合作，而且这一合作往往也缺乏透明度。
其中互惠和人格化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是政府和企业或者官员与企业家合作的纽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地方政府和官员与企业和企业家的合谋模式[3]。随着平台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张，监管者也迅速地提升其对平台的理解能力、掌控能力，从而打造出一个越来越缜密的规则体系和不断扩张的监管机构和技术官僚队伍。
从负面而言，贪婪可能与对政治和法律和道德的僭越相联系，也与寻租、垄断、投机、欺诈以及冷酷无情的竞争和对社会公平的消极和漠视等联系在一起。再比如，用减税、研发费用的税收抵扣、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普惠性政策，替代传统的以选择赢家为主的产业技术政策，同样也弱化了监管者与企业合谋的动机。
虽然在高增长阶段，这一模式的弊端更为隐晦不明，社会各界的容忍度也相对较高，以至于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口号曾经盛行一时。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